苏联和东欧国家行政诉讼的功能主要是监督：由普通法院通过审判活动来对行政管理进行监督[3]（P154-157）。
行政法学界在学习美国行政法及受美国影响的欧洲主要国家的行政程序法的过程中，逐步产生了制定一部法典性质的中国行政程序法的设想，并专门设立了研究组，并一度被列入全国人大常委会的立法工作计划。这样，行政法之建构与实施就不仅需要确认行政行为与法律的一致性，还对行政法如何实施宪法提出了更加积极的制度性要求，即在行政权能扩张的条件下，行政法必须根据宪法上的公民参政权的规范，为公民参与行政程序提供制度框架，从而实现行政合法性的结构性重塑。
[15] 关于行政法的宪法功能，以及通过行政法的宪法实施，国外学者也有所讨论，see Elizabeth Fisher, Risk Regulation and Administrative Constitutionalism, Hart Publishing, 2007.[16] 参见郭巍青：公众充权与民主的政策科学：后现代主义的视角，载白钢、史卫民主编：《中国公共政策分析》（2006年），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6年版。论者还试图进一步勾画新行政法的学科内理论资源结构，即英国的功能主义行政法学、美国的政府管制法学、日本的行政法律关系理论和德国的行政过程论，但未对新行政法的宪法学理论资源与意义加以探讨。对话是对刚性的法律规则框架的必要补充，既正确勘定了实体理性规则的有效性边界，又积极化解了自由裁量导致的行政专制的可能性。无论是古代君主制的行政专制，还是近现代所谓的管理法和控权法，都有一个最基本的结构性特征：公民（臣民）外在于行政过程，不是行政意志/决定的形成性要素。[18] 阿克曼的宪法思想，尤其是具有折中性质的私人公民概念，参见汪庆华：宪法与人民——阿克曼的二元主义宪法理论，载《政法论坛》2005年第6期。
新行政法的理论论证部分借用了公共行政学的成果与概念，主要方法是一种制度功能主义，制度后果是民主被大规模引入行政法过程，构成对严整规范的行政法治理论结构的较大冲击。这种思路与讨论打通了行政法学与宪法学的学科阻隔，证明了依宪行政既具有宪法实施路径多元化探索的积极意义，又具有实现行政法治模式扩展的功能期待，对法治中国而言的确是一项充满机遇和挑战的的系统化制度工程，需要也值得进行行政法学与宪法学上的深入探讨。第二类的改革方向是，对于不能或不宜由市场配置资源的，所需经费由同级财政予以保障，不得开展经营活动，不得收取服务费用。
注释：[1]参见，「美」莱斯特。由行政机关委托的组织所作的具体行政行为，委托的行政机关是被告。其结果必然是，原先在行政主体理论中架构起来的依法授权或者委托的组织及其改进型承担行政任务的其他主体都将受到冲击，甚至被放弃。第二，法律法规授权的组织理论不能缆括现实生活所有的组织形态和权力来源，会导致国家监督特别是司法监督的缺位。
谢海定：中国民间组织的合法性困境，载于《法学研究》2004年第2期。比如，农村专业经济协会是集科技推广、技术服务、信息提供、农产品产供销服务为一体，以市场为导向，进行专业化生产、一体化经营，是我国民间组织在基层出现的新生事物（民政部发布《关于加强农村专业经济协会培育发展和登记管理工作的指导意见》（2003年10月29日）），你很难说这种形态不具有营利性。
五、初步的结论第三部门就其概念范畴来讲，是多义的、很难界定的。3、在进一步拉张行政法视野的同时，会对行政法结构进行重构如果我们将第三部门行使公共权力的现象纳入行政法调整的范围，首先在微观上我们就必须对行政主体理论进行相应的改造，行政法关注的目光将由法律法规授权的组织、行政委托进一步延伸到具有公共治理性质的第三部门管理活动。[24]它是公共服务职能从公共领域（public sector ）转移到私人领域（private sector），发生的领域要比第三部门所在的社会领域为宽，跨向了经济领域。[18]那么，这种研究现状是否充分？是否已经足以完成行政法的使命，而显得我以下的分析都是多余？这是我所关心的，也是我们需要对现有理论进行批判性思考的根本理由。
有些是舶来品，如NGO （non-governmentalorganization，非政府组织）、NPO （Non-profitable organization ，非营利组织）、[7]公法人。萨拉蒙：非营利部门的兴起，何增科译，载于何增科主编：《公民社会与第三部门》，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年版，第243～246页。单从这点上看，引入第三部门似乎是不甚理智的。在二十世纪上半叶英国行政法是以行政为中心，更加关注行政内的行为和决定的控制与促进问题，二十世纪下半叶是以司法审查为中心，更多关注合法原则、自然正义和合理在法院与裁判所的发展问题。
在我看来，构建行政机关、承担公共管理任务的其他组织的行政主体二元结构，恐怕从概念上比较周延、切合实际需要。3、对行政任务承担主体的概念重构概念重构是建立在对传统理论的批判之上的，批判的要点有：第一，我国行政法学上对行政任务承担主体的概念体系，比较简单粗糙，不能反映现实中行政任务承担主体类型的多样性，也未能为我国行政组织法的变革提供理论支持。
九十年代后期，对行政法的研究主要集中在行政法关注的传统范畴之内，比如行政处罚、行政许可、行政强制、行政程序，并进一步延伸到行政契约、行政指导等非权力行政，以及软法（soft law）现象等等。[12]但是，由于社会环境、组织形态、文化传统和制度沿革等诸多方面存在着的差异，既便是在西方国家，对第三部门的理解还有些微的不同
六、结语本文分析了我国宪法平等权的基本理论框架，通过平等权的相关理论我们可以在个案中审查出某一国家权力机关的不平等对待行为是否符合宪法平等权的基本精神。张步峰：《男女退休不同龄制度的宪法学思考》，《法学家》2009（4）：138。在判断是否涉及平等权时首先不应考虑差别对待还是同等对待，而应审查二者在本质上是相同还是不同。（一）根据划分标准的不同来衡量平等权受到损害的强度除了我国宪法文本单独列出的民族、信仰和性别这三个特征，我们还可以根据很多标准将人进行划分，比如根据身高、相貌、学历、出身等。由于第34条所列举特征的特殊意义仅存在于选举权领域，因此这一条款不应被视为我国宪法的特别平等权条款。笔者认为，由于上文中发展出来的衡量平等权受到损害强度的方法包含了对相应自由权位阶的考虑，且严格依照双重基准理论会忽视个案中的具体情况，因此采纳德国联邦宪法法院的观点更为合理。
根据损害强度的大小，审查不平等对待行为的宪法正当性可依据明显性审查和比例原则审查两种标准。［德］Konrad Hesse, Gleichmass und Uebermass, in: Wege und Verfahren des Verfassungslebens: Festschrift fuer Peter Lerche zum 65. Geburtstag, Muenchen 1993, S. 121, 128。
在此，只要存在某一事实理由就不违反宪法平等权规定。此处需要将国家追求的利益与损害的利益进行理智权衡，国家尤其不得为了实现某一公共利益而过度损害公民平等权。
卢梭：《社会契约论》，何兆武译，商务印书馆，1982：69。若脱离某一个体从整个社会的角度出发，我们也可以说没有平等就没有自由，因为一个国家的公民如果无法平等的享有自由，那么等于并没有真正实现自由。
此外，平等权受到损害的强度也会不断发生变化，这使得判断不平等对待行为的宪法正当性到底需要宽松审查还是严格审查并不是一成不变的，即使仍然采取严格审查方法，比例原则的审查结果也可能产生变化。二、平等权与自由权的区别和联系众所周知，宪法是约束国家权力的根本法，因此基本权利主要用于私人防御国家的侵害行为。我国宪法序言明确规定全国各族人民、一切国家机关和武装力量、各政党和各社会团体、各企业事业组织，都必须以宪法为根本的活动准则，并且负有维护宪法尊严、保证宪法实施的职责。比如在立法时期两个本质上不同的群体可能随着社会变迁日趋相同，这时如果立法机关一味坚持差别对待而不对法律做出必要的修正可能会导致违反宪法平等权。
照此，认定不平等对待行为具有宪法正当性须满足下面四个条件：第一，不平等对待行为设法实现的目标必须是被宪法认可的价值，比如某一正当的公共利益或个体利益。若依照宪法特别平等权列举的标准进行划分，对平等权的损害强度则最大。
因为一般来说遭受不平等对待群体的人数越少，群体就越处于弱势地位，对划分标准（特征）越敏感，一旦以该特征为标准做出不平等对待，对人的尊严伤害极大。四、个案中衡量平等权受到损害的强度在审查不平等对待行为是否具有宪法正当性之前，我们必须首先衡量平等权受到损害的强度，下文将总结出六种不同的衡量方法。
李震山：《基本权利之冲突》，《月旦法学杂志》1995（5）：60。无论侵犯自由权还是平等权均可能会触及人之尊严这一人权核心内涵，因此自由与平等已成为被普遍认可的宪法价值。
在此，将个体或群体进行划分的着眼点本身不能成为追求的目标。注释： [1] 但我国有学者认为只有同等情况同等对待才是平等应有之意，不同情况不同对待属于公平和正义范畴，不应属于平等范畴，它只是平等原则的补充，是对平等可能造成的不公平的一种补救。需要注意的是，一些在制定时期符合宪法平等权的法律规定可能会随着时间的推移逐渐偏离宪法平等权精神。我国有学者利用美国的双重基准理论（theory of double standard） [7] 来判断不平等对待行为的宪法正当性。
第二，不平等对待行为必须有助于实现所追求的目标（比例原则中的适当性原则）。可见，一个国家的宪法文本往往是由该国的历史和文化决定的。
在这六种方法中，前三种是根据划分标准来衡量，我们将其归为一类进行讨论。宪法强调男女平等则主要考虑到我国有着长达两千多年的封建历史，封建社会时期的一些传统文化糟粕至今对社会仍然有着一定程度的影响。
如果不平等对待行为导致个体无法满足生存所必须的物质基础，那么对其平等权的损害强度最大，因为这威胁到了公民的生命权。比如法律规定女性比男性提前退休可能构成对女性劳动者平等权的侵害，而女性享有与男性同龄退休的前提是其享有宪法规定的劳动权。
